卷九 两晋

　　晋自文王建国，阴谋倾魏，置二卫（中卫、后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军领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将军（左卫虎贲，羊琇为将军；右卫虎贲，赵序为将军。），命中虎贲，骁骑、游击别领。又置虎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为五督（皆领于骁骑）。又有左、右、前、后四军，四护军领之。凡二卫、左、右、前、后、骁骑七军，皆中军将军羊祜统之（祜罢改北军中侯，永嘉中改中领军。）。其后更制殿中典兵以宠陈勰，步兵校尉以宠王浚，而东宫亦备三率（初置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卫率，各领一军。惠帝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卫率。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率，凡五率。）。将相诸王，始给兵卫（义阳王望给兵二千人。贾充伐吴，给兵万人、骑二千。杨骏为太尉，给兵三千、骑一千。），或由中领出镇方面，亦将本营兵以行（羊祜以卫将军出，齐王攸以侍中出，皆给出营兵。），遂为后例。凡在权宠必给，多者兵三万、骑二千。及其罢去，亲从如故。故有司徒归第，家兵一千余者（见〈王泽传〉）；方镇去官，送兵千余家者（见〈范宁传〉）。由是空校牙门，虚立军府，动以百数（武帝咸宁五年傅咸奏），禁兵外散于四方矣（见〈干宝传〉）。淮南死士才七百人，而赵王伦与战辄败（见〈淮南王允传〉），其弱可见。惠、怀以来，诸王交乱，迭以国兵代去宿卫（永兴元年，成都王颖以国兵代宿卫，悉杀所忌者。永嘉三年，东海王越以国兵代宿卫，悉罢殿中武官。），名将劲卒，咸入私家（见〈东海王越传〉）。

　　永嘉之乱，长安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宫省无复守卫，府寺营署掘堑自守。愍帝围逼，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而已（见〈索琳传〉）。江东草创，军容寡弱，镇卫营校有名无兵，识者皆议并省（〈温峤传〉）。当时虽优赏投刺（大兴元年熊远谏），贷免僮客（大兴四年刁协议））以充京师，驯至藏获之徒得命守令（孝武帝太元四年许荣疏），然而实不足用。王敦、苏峻之叛，每战辄衄。成帝仅得刘超义兵之众，号君子营。峻众一入，未及成列，而弃甲走矣。

　　初，武帝深惩魏氏孤立而州镇太盛，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自始封至子孙，渐减罢，盖欲特强宗盟，以为削弱方州之渐。销锋刃、罢武库之辞，形于贤良之策久矣，以吴存未能（见〈华谭传〉）。吴平之后，即诏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郡才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乃并遣诸王假之节銊，各统方州军事（太康十年用王佑计），都督、监军至于盈十（咸宁五年傅咸奏），参军、司马皆得增置。由此诸王擅兵，动以万数，内相争政，京师数扰。群盗乃起，州县无备，不能擒制（见〈山俦传〉，当时罢兵，惟涛与陶璜以为不可。）。

　　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乱矣。继以五代之扰，所在牧守，弱者弃地，强者称盟；民间豪杰，亦各推坞主，以寇抄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户口，以为私附（见〈刘遐传〉）。京师以羽檄征天下兵，卒无至者。于是义兵纷然，大者兼为方镇，小者聚为坞壁（〈刘沈诸传〉）。元帝南渡，依以立国；祖逖北讨，藉以为重。因而抚之，未暇更立。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或兼王者，各自为将。而江东征调不出三吴，中流、上流专于大镇。宿卫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率取奴兵（自用刁协议后，皆以奴为兵。会稽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充悉发二州编户奴，士庶嗷然。）。百姓怨嗟，临战辄败。是时虽尝从贺循之议，欲严分界，多亭侯，番休以备寇，然竟无成绩（循自元帝时建言）。终东晋世，惟谢玄一战有功，盖北府兵而已（见〈刘牢之传〉。）。

　　案：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皆惩魏也。未几，宗王横肆，而宿卫散于司府；禁卫单虚，而州牧转为强镇。是以关门无结草之固，晋阳有屡举之甲，欲强而反弱，将削者滋大。事不师古，急于矫弊，崇私废公，而患生于所偏也。重以士民调度，悉无良法。自错役之制不改魏旧，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戍守运漕，父南子北，咸更不宁（刘颂疏）。惠帝壬午之诏，驱逐仓遽（〈张昌传〉：太安二年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号壬午兵，人咸不乐。而诏书催促，所过之境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躬出驱逐，昌遂帅避役者为乱。）；三王己亥之格，爵命猥杂（〈陈頵传〉：永宁元年，三王起义兵。制己亥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猥杂，金紫佩士卒之身，符册委仆隶之门。）比及江左，方国异制。江州之兵，或至单丁俱上，不得番休。

　　王敦败后，从卫士三番之制。是时民年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者。或虽上功不与论封（见段灼奏）或缘一愆谪辱累世（见范宁奏）。夫以相倾之将，胥怒之民，上无所统，下无所系，人莫之恤，而又灾寇相仍，公私虚乏，饥有流殍，寒无襦裤，斯民将安归乎？由是宗室诱之，则为八王之乱；远方怀之，则为五代之扰；方镇聚之，则为王、苏、庾、桓之叛。自昔祸变，至晋滋极，职兵之由。终晋之世，惟陈勰、马隆用诸葛亮古阵遗法，略试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平西凉，厥功称着。勰事虽不概见，然徒校标帜，兵之一物耳。更数大乱，京阙围逼，而白虎幡一麾，众皆解甲不斗。麾号数信，收效至此。孰谓古法之不可施于后世，而军政之果无益于人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