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家十分注重历史编纂问题，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荀悦等均在其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运用并总结出有关历史编纂的多种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史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记述方法和技巧是灵活适用的，等等。《史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成为有关中唐以前历史编纂的重要典籍。50年来众多研究《史通》的著述和论文对此多有涉及，成绩突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求真与实录是历史编纂的基本要求和核心问题，也是《史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一文认为，《史通》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关于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一通史，一断代，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博大精深。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刘知几抑马扬班辨》、《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第三，关于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史识与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的关系，均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高振铎的《刘知几和他的史才三长论》对以上两种观点均表异议。他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应在开元初年，具体时间是公元713年。其理由是，郑惟忠任礼部尚书在开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体会才可能洞察得这样深刻。对于三长论的渊源。高文认为，才、学、识不是文、事、义和意等演变而来的，演变而来的讲法似是而非，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文、事、义和意等概念的内容。文与才并不相配，事与学也不相类，义到象是史识，但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根本反对孔子不直书的史法。,意和义也不能相提并论，范晔讲的意不是论史，而是论文学作品，论文章如何表达一个人的心意。

关于史识与史德的关系。仓修良的《史德史识辨》认为，二者所指的含义和内容不是一回事。史识是指对问题的看法或见解，如刘氏的独见之明。史德则指史学家能否忠实于史实的一种品德。因此，无论从字面或字义来讲，史识都无法解释出具有史德的内容来。姜胜利认为，

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了。章学诚误解了刘知几史识论的涵义，特撰《史德》强调其是史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以标明他与刘知几在史识论上的区别。因此，章学诚对史学应具备的条件所作的理论阐发，不在于首倡史德论，而是深化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