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五仪解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想选拔鲁国的贤人，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请问先生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在当今之世生活，倾慕古时的治国之道；依照当世的习俗生活，穿着古时的衣服。如果有这样行为的人，却不是贤才，不是很少见吗？”

　　曰：“然则章甫絇履，绅带搢笏者，贤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焄；斩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谓此类也。”
　　哀公问：“那么戴着殷代的帽子，穿着鞋头上有装饰的鞋子，腰上系着大带子并把笏板插在带子里的人，都是贤人吗？”孔子说：“那倒不一定。我刚才说的话，并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那些穿着礼服，戴着礼帽，乘着车子去行祭祀礼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于食荤；穿着用粗麻布做的丧服，穿着草鞋，拄着丧杖喝粥来行丧礼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于酒肉。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却倾慕古代的道德礼仪；依现代的习俗生活，却穿着古代的儒服，我说的是这一类人。”

　　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哀公说：“你说得很好！就只有这些吗？”孔子回答道：“人可分为五等，分别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能区分这五种人，就可通晓治国之道。”

　　公曰：“敢问何如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样的人叫做庸人？”孔子回答说：“所谓庸人，他们心中没有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中说不出有道理的话，不选择贤人善士作为自己的依靠，不努力行事使自己得到安定的生活。他们往往小事明白大事糊涂，不知自己在忙些什么；凡事随大流，不知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样的人叫做士人？”孔子回答说：“所谓士人，他们心中有确定的原则，有明确的计划，即使不能尽到行道义治国家的本分，也一定有遵循的法则；即使不能集百善于一身，也一定有自己的操守。因此他们的知识不一定非常广博，但一定要审查自己具有的知识是否正确；话不一定说得很多，但一定要审查说得是否确当；路不一定走得很多，但一定要明白所走的路是不是正道。知道自己具有的知识是正确的，说出的话是确当的，走的路是正道，那么这些正确的原则就像性命对于形骸一样不可改变了。富贵不能对自己有所补益，贫贱不能对自己有所损害。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
　　哀公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君子呢？”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说出的话一定忠信，心中没有怨怒；身有仁义的美德而没有自夸的表情，考虑问题明智通达而话语委婉。遵循仁义之道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强不息。他那从容的样子好像很容易超越，但终究没有人可以达到那种境界。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
　　哀公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贤人呢？”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他们的品德不逾越常规，行为符合礼法。言论足以成为天下表率，却不会招来祸患；道德足以感化百姓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他虽富有，天下人不会怨恨；广施恩泽，天下人便不必担忧贫困。这样的人就是贤人。”

　　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哀公又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圣人呢？”孔子回答说：“所谓圣人，就是品德与天地之道相合，变通自如，探究万物的规律，顺应万物的本性，广施大道以成就万物的性情。他们如日月那样光明，如神灵那样化行天下。黎民不知道他的德行有多崇高，即便见到也不知道圣人就在身旁。这便是圣人。”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视，覩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说：“您说得很好！如果不是先生圣明，我就不会听到这些话。即便如此，我自幼生活在深宫之中，被妇人抚养长大，不知道何是悲哀，何是忧愁，何是劳苦，何是恐惧，何是危险，恐怕还不能推行人分五等的教化，这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从您的话中可以听出，您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我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哀公说：“如果不是您，我的心智就得不到启发。您还是再给我讲讲吧！”孔子说：“您到庙中行祭祀之礼，从右边台阶走上去，抬头看到屋椽，低头看到筵席，亲人使用的器物都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您因此感到哀伤，这样就知道哀伤是什么了。天还没亮就起床，衣帽穿戴整齐，清晨到朝堂听政，考虑国家是否会有危难。一件事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国家混乱灭亡的开端。国君以此来忧虑国事，什么是忧愁也就知道了。太阳出来就处理国家大事，直至午后，接待各国诸侯及子孙，还有宾客往来，行礼揖让，谨慎地按照礼法显示自己的威严仪态。国君因此思考什么是辛劳，那么什么是辛劳也就知道了。缅怀远古，走出都门，周游浏览，向远眺望，看到那些亡国的废墟，可见灭亡之国不只一个。国君因此感到惧怕，那什么是惧怕也就知道了。国君是舟，百姓就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国君由此想到危险，那么什么是危险也就知道了。国君明白这五个方面，又稍稍留意国家中的五种人，那么治理国家还会有什么失误呢？”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选取官吏的方法是什么呢？”孔子曰答说：“按他擅长的事来任用他，不要选取那些有贪心的人，不要选取那些胡乱应付不诚实的人，不要选取那些多言不谨慎的人。捷捷，是贪婪的表现；钳钳，是胡乱应付；哼哼，是多言欺诈。比如弓箭，将弓弦调好后射出去才有力；又好像选马，经过驾驭之后才知道是不是好马；选拔人才，必须要求谨慎又诚实的人，最后才考察他的聪明才智。不诚实又精明多智，这样的人就如豺狼一样不可亲近。”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雠也，将与谁其守？”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想让我们的国家做到弱小可以防守，强大也不进攻别国，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孔子回答说：“让您的国家讲礼制，君臣上下相亲相敬，那么天下百姓就都成为您的子民了，谁还会攻打您呢？假如违背这种做法，百姓背叛您就像回家一样迫切，他们都会成为您的仇敌，您与谁一起守御呢？”哀公说：“您说得很好。”于是废除了禁止百姓上山打柴狩猎和封河流湖泊捕鱼的禁令，减轻关卡和交易场所的税收，以使百姓得到恩惠。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闲，复问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君子并不是事事通晓，有这回事吗？”孔子说：“有的。”哀公问：“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因为知识也分为两个方面。”鲁哀公问：“分为两个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博通呢？”孔子回答说：“因为知识也可以用来作恶啊！”鲁哀公有些吃惊。过了一会儿，哀公又问，“如果是这样，君子厌恶恶行是很厉害的吧？”孔子回答说：“如果君子不是十分厌恶恶行，那么他也就不会非常喜好善行。不十分喜好善行，那么百姓也就不会倾心亲附君子了。《诗经》说：‘不见君子，忧心忡忡。见了君子，心中高兴。’诗中描写人们对善行追求得迫切就是这样的。”鲁哀公叹道：“说得太好了。君子喜欢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如果不是您说了这些话，我怎能听到这些道理呢？”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妖蘖，桑谷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谷，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大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唯明王达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鲁哀公问孔子：“国家的存亡祸福，的确是由天命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吗？”孔子回答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天灾地祸并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哀公说：“好！那您说说，这其中有什么事实根据吗？”孔子说：“从前，殷纣王时代，在国都的城墙边，有一只小鸟生出一只大鸟，占卜者说：‘凡是以小生大，国家必将成为霸主，声名必将大振。’于是，商纣王凭借小鸟生大鸟的好兆头，不好好治理国家，残暴至极，朝中大臣也无法挽救，外敌攻入，殷国因此灭亡。这就是以自己的肆意妄为违背天时，奇异的福兆反而变成灾祸的事例。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时代，社会道德败坏，国家法纪紊乱，以致出现反常的树木，朝堂上长出桑毂，七天就长得两手合抱之粗。占卜者说：‘桑毂野木不应共同生长在朝堂上，难道国家要灭亡吗？’太戊非常恐惧，小心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学习先王治国的方法，探究养民的措施，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家思慕殷国的道义，偏远之国的使者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见的，有十六国之多。这就是以自己的谨身修治改变天时，祸兆反变为福的事例。所以说，天灾地祸是上天来警告国君的，梦见怪异是上天来警告臣子的。灾祸胜不过良好的政治，梦兆也胜不过善良的行为。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只有贤明的国君才能做到。”鲁哀公说：“我如果不是这样浅陋，也就不能听到您的教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