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

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着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理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