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思想

《史通》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史料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许凌云依据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20页中提出的史料学应分为理论的、历史的、分类的和实用的四个部分的思想，认为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史料学理论、史料学史、史料分类学和史料应用学，并以此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刘知几提出先人之急务、治国之要道的史料学任务。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为此，自然要提倡直笔，反对曲笔。

刘知几还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将史籍分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重视史料记载，认为它是史学工作的基础。其次，许指出，只要将《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刘氏提出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的史籍分类意见，《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更是一大发明。

许凌云还指出，刘知几论史料的运用，提出搜集史料要广博，择善要区分虚实真伪。对于如何辨伪，刘氏提出这样的原则：一是区分史料的性质，二是确定真伪。怎样实行辨伪原则，刘氏又提出四点：据理，考察是否合乎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实际情况，是否自相矛盾。耿建军则从刘知几纂修《起居注》与《实录》，私撰《史通》，以经入史，倡立制册章表书，区分史料与史书，论史才三长，论史料的博采与善择，论史料编纂的具体方法等方面去考察刘知几丰富的史料编纂思想。

耿天勤提出，在唐代，刘知几首倡辨伪，他从史料学角度去辨经书中的伪事、虚语，去辨其他各种伪说和伪书。更重要的是刘氏确立起辨伪的原则和方法。其辨伪的基本原则是实录直书。其方法是强调：考察记事是否符合理，记事有无矛盾，记事与可靠文献是否相乖，记事在同时代的目录书有无记载，记事的语言文体是否与时代相符，多种有关材料是否一致。耿天勤认为，刘氏的辨伪对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