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影响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

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四书章句集注》被晋封为国学，四书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中庸》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元仁宗皇庆二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明成祖为《四书五经大全》御笔作序，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准则。清代，四书五经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

到了近现代，梁启超、孙中山视《中庸》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指导延安整风。

二十世纪上叶，由于西方现代性初入中国，《中庸》思想受到误读，一些人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